精神秩序的崩解、重建以及终究的徒劳

（文/杨时旸）

毫不夸张地讲，《白莲花度假村》是今年迄今为止最高级的一部美剧。是的，最“高级”，不是最“好看”，也不是最“商业”，确实得用“高级”来形容，其实，无论今年大热的《东城梦魇》，或是去年的最大赢家《后翼弃兵》，关掉“明星下凡”或者什么“大女主杀疯了”之类的性别讨好光环之后，就不得不承认，那些故事仍然充满匠气，它们仍在穷尽花样给出人们想看的内容，只是写得巧妙，而《白莲花度假村》不是，这个故事从形式到内容，都没有“服务感”，它充满作者性，几乎从每一刻都能看出创作者在做自我表达，而不是讨好观众，从片头怪异壁纸上氤氲出的热带丛林的象征到贯穿全片的古怪音乐，以及四处埋伏着的各式隐喻中都能看出这一点。从这一点上说，这剧很勇敢又很傲慢。它实在太古怪了，如何定义它的类型？黑色喜剧？或许贴近，但不足以概括。它更接近于文学，而且不是类型文学，它拒绝被框定，始终散发着不确定的自由气息。它到底讲述了什么？答案其实需要观看者与创作者一同完成，有时是互相角力，有时是相辅相成，总之，不是投喂关系。所以，这故事令很多人迷惑，尤其对于中国观众而言，它充斥着很多文化隔阂，关于种族偏见，关于美国的阶级差异，关于殖民史对当下依然能带来的灼痛，如果对这些有所了解，那么阅读这个故事将充满乐趣。

白莲花度假村在一座小岛上，它既与世隔绝又充满现代化的高端服务，更重要的是，这里原本是原住民的地盘，如今却成为了有钱白人的度假胜地。酒店的工作人员排成一排，布置出职业化的温暖假笑，用当地语言向被游船运送来的客人问好。故事由此展开，大致聚焦于三个家庭，女强人妈妈和焦虑于自己患上睾丸癌的丈夫带着叛逆的女儿、女儿的闺蜜和宅男儿子；富二代妈宝男和新婚妻子；刚刚遭遇了丧母之痛，处于PTSD之中的神经质有钱寡妇，在此之外，还有一个处在戒酒之中，外表干练但内心趋于崩溃的酒店经理。

与大多数剧不同的是，《白莲花度假村》其实没有“故事”，它缺乏一条明显的具有起承转合，铺垫高潮结尾的主线，6集下来基本上都是各种人的心理状态碎片的展现，丈夫觉得自己会因为睾丸癌即将死掉，女儿和闺蜜沉溺于对每个人的俯视和judge，母亲一边扮演着独立女性榜样的角色一边奋力在儿女的叛逆和焦虑的丈夫间维系家庭的和睦，妈宝男因为酒店订错房的失误，没完没了的找麻烦，新婚女一边享受着奢华生活一边又担心自己沦落为花瓶，富有的寡妇想将母亲的骨灰海撒以完成真正的告别但终究不能，酒店经理始终在和内心的怪物缠斗不息……如果说大多数商业剧的推动是依赖于事件的进展与悬念，那么这部剧则是依赖于展现每个人处于悬崖上的精神状态，换句话说，这是一群看起来衣冠楚楚但实际上濒临崩溃的人，只不过连他们自己都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精神危机以及即将崩溃的绝望前景，作为观众，对一切却洞若观火，观众成为了见证者，等着看他们什么时候，以怎样的方式跌坠。

这故事里的人物当然都有名字，但看下来就会发现，名字记不记得住都无关紧要，其中的每一个人所代表的都是身后的一群人，某个种族、某个类型，从这个角度上讲，《白莲花度假村》想展现和直击的其实是一种高度发达的前提条件下，人类普遍的精神状态，涣散的、游离的、不知所措的。这个故事挖掘的是“内部”，关于人们的精神、意识、自我认可，关于我是谁，我在哪，我将去向何方的拷问，当然，这些拷问都是以社会议题的方式出现在故事里，比如这个曾经属于原住民的小岛被白人“占领”之后，那些原住民的后代只能在这里靠为白人游客跳舞为生，故事里安排了一场盗窃，进行了一次根本不可能有答案的拷问和对应，原住民服务员偷窃的白人客人的首饰算是犯罪，那么当年白人的掠夺与窃取还能否被追究？这窃钩与“窃国”又当如何论断？盗窃是一种幼稚的报复，还是一种身份的觉醒？它有道德上的正当性吗？比如，那个富二代的妈宝男，并没有逼迫漂亮的妻子成为花瓶，但事实上女人接受了这场婚姻就接受了自己成为点缀的既定事实，当她意识到这是一场交换的时候，她在进退之间的踌躇到底说明了什么？一种对于独立女性意识的虚伪表演，一种对唾手可得的现实利益的俯首称臣？她的踌躇是真诚的还是可笑的？再比如，富有的寡妇一直要赞助SPA馆中的黑人按摩师创业，但最终燃起了对方的希望又灭掉，她说自己要改掉用金钱控制对方的恶习，但对方做梦都想被那一笔投资控制，那白人女人是真诚的还是对底层黑人的某种不经意地玩弄？你看，这些问题看起来都是社会学的，政治学的，关于种族之间的，关于贫富分化的，但实际上，到了后来，渐渐显露出的底色就演化出了另外的意义，一切都指向了精神危机和身份认同的焦虑，那个有着原住民和黑人血统的闺蜜在这次旅行中，开始迟疑于自己的归属，自己的精神是被漂白的吗？可她又确定无疑地知道自己不可能真的属于原住民的领地。那个最终知道了没有罹患睾丸癌的父亲，一直想要得到的是妻子与儿子对自己的尊重，但始终被视为无物，最终被一场意外的打斗拯救。而这打斗又发生于自己这样一个中年富裕白人和原住民底层青年之间。这巧合间氤氲出的况味实在耐人琢磨。

《白莲花度假村》有点像西方版的《燃烧》或者《寄生虫》，看起来充满贫富、阶级的叙述，但实际上还有着指向精神虚空的责问。岛屿本身就是一种隐喻，它是悬空的，被斩断来路和去向的，如果仔细体会就会发现，这故事里所有角色的“前史”都是被粗线条的、概念性地交代的，在这个岛屿上，他们只负责承载当下这一瞬间的身份，承担一种前史导致的“结果”，他们从这种既定身份出发，想改变某种未来的走向，这里像是一场天降的试炼，一次难遇的良机，一次上帝掷下的骰子，从某个角度去看，《白莲花度假村》像是另一种版本的《无人生还》，一群陌生人去往一座小岛，有的人死掉肉身，有的人死掉精神。这岛上的几天不过是一场密室游戏，有人自认为得到了升华，但实际上却更深地堕落，而有的人最终用死亡为自己找到了真正的解脱。

这故事说到底还是悲观的，那些想改变命运的，都未曾改变，那些看起来高高在上的依然紧密地捆绑在一起彼此加固，那些游移的想寻找自我的，最终屈都从于现实。只留下个16岁的男孩，似乎选择了逃离，像某种微弱的希望。

那两个傲慢的富家女孩从头至尾一直捧着书在读，坐在机场里，在经历了一系列闹剧之后，一个人在看康德，一个人在读论殖民主义。这是编剧植入的一些小小反讽，与其他反讽一样密布地生长于这个故事的缝隙间——比如绝望寡妇对于“黑命贵”的误会，比如焦虑爸爸对于“水刑”的口误，这一切都是不经意但绝妙的嘲讽，像花团锦簇中安插的刺。

对于《白莲花度假村》的观众而言，马克思主义者可能看出了资本主义的穷途末路，精神分析学的拥趸看出了各种欲望与焦虑的无序投射，平权主义者看出的是女权，少数群体的压抑，觉醒与挫败，其实，这一切混杂起来，写的无非是一种精神秩序的崩解、重建以及终究的徒劳。

（本文首发 北京青年报 专栏）